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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生命道别 与信仰握手——“七○后”教授病榻上写成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”理论专著

 

2012年11月6日《新华日报》A11版“江苏人物”专栏
本报记者 沈峥嵘
 
  “掩藏沉思,百感交集。回想一年来抗争病魔的艰辛历程,学术追求和情义力量是我勇跨人生关口的精神支柱。耳听2010年的钟声敲响,感谢上苍让我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。”
  这段文字,是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授王强为自己20108月出版的著作《中国共产党“劳资两利”政策研究》所写“后记”的开头。
  写这段文字的时间,是2010年的农历正月初六。苏北的城市里,北风呼啸、哈气成霜,那个冬季,对王强一家更意味着极度寒冷。但,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在严寒中生出超越常人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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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年,王强查出痔疮,他没在意。2008年,学院申报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”省重点建设学科,他和同事没日没夜做着申报准备。一次接专家时,王强迟迟才出现,同事问“咋了”,他淡淡地说:“刚才出血不止,现在好了。没事!”
  省重点建设学科正式批复成立后,在大家的催促下,王强去医院做了检查。11月,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:直肠癌晚期。
  晴天霹雳。王强的妻子孙卫芳回忆:“那天下班路上,我在公交车里接到他的电话……我什么表情也没有,眼泪止不住地流!”
  “不信——信——哭泣——面对”,这些看似简单冷静的词语的背后,是一个家庭无以对外人言说的痛苦情感的跌宕。而“面对”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:在哪里动手术?
  心急如焚的院党委书记成长春当即联系省人民医院的专家,预留了床位。然而,王强安静而坚决地拒绝了这番好意,选择在盐城动手术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在当地做手术,我写书方便些。”
  这书,就是《中国共产党“劳资两利”政策研究》。在得知不幸后,王强就作出了决定:要以最快的速度与生命赛跑,争取完成这本书的写作。他说:“我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病,这是不幸,也是好事——因为,我能安下心来做我喜欢的事了,我要把坏事变好事。”
  这既是水道渠成,也因这场疾病的到来而强行启动。王强生前研究方向,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,手术前6个月,他第一次申报并成功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。
  这本书计275页。“此书构思于病榻中,写作、修改、完成于休养间。”王强在书的“后记”里这样写道——捧在手中,记者感知着它的温度与重量:斯人已去,而书的温馨留在人间;它凝结着一个生命对信仰的追求,重若千钧。
  他抓住时间,奋力笔耕的决定,得到了妻子的赞同。她对记者回忆说:“我就想做一件事:多陪他,多帮他完成每一个心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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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812月初,王强在盐城做了肿瘤切除手术。
  漫长而熬人的住院生活,代替了原本温暖的家庭时光。为帮助丈夫实现编写《中国共产党“劳资两利”政策研究》的心愿,孙卫芳索性把电脑搬到了病房,一边照顾爱人,一边把他更新的手稿输进电脑。
  住院时,所有来看望的人都吃惊于王强那间特殊的病室——看不到过多的生活用具、食品,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让纸张、笔、电脑占据。放疗期间,妻子帮他买了小支架,王强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病床上,继续写稿。
  “学术追求”和“情义力量”,的确是这对坚强夫妇的双拐,而其中的甘苦,真是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
  化疗,王强头发大把脱落。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,妻子深知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,便跑遍大街小巷,为他买回来各式各样的帽子。
  癌症病人晚期非常痛苦,杜冷丁、吗啡可以缓解疼痛,王强却坚持不用。他说:“那些药品用了以后会有依赖,会影响思维。我现在唯一好的就是思维了,我要把书写完。”直到去世,他也只吃初级的止疼药。
  “我知道他很疼。有时候夜里醒来身边没人,一看,他和衣在电脑前写文章。问他为什么?他说,写东西能分散注意力,少疼点。后来,病魔折磨得他实在坐不下来了,他就蹲着继续写作,不知不觉,鲜血就染红了棉裤。”说着说着,孙卫芳再也忍不住哭泣。
  200954日复查,癌细胞已扩散到肺部。2010年初,不能发声的王强吃力地在手机上按出“笔”字,妻子把笔递到丈夫的右手边,却发现他的手不听使唤地拼命往左伸。她把笔塞在丈夫手里,转头奔出了病房——这个坚强的女人,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伤痛而失声痛哭。
  那天夜里,躺在病榻上的王强浑身插满管子,难受得死命咬住嘴唇。孙卫芳握着丈夫瘦骨嶙峋的手,轻轻哼起大学时代两人常听的歌。这个男子汉眼角渗出泪水,滚热的泪珠掉落在她的掌上。
  从那以后,孙卫芳不分昼夜地扑在书的编写上,她坐在爱人的病床前,一遍遍梳理他的手稿,一心念想着出版之日尽快到来。
  终于,20108月,《中国共产党“劳资两利”政策研究》出版了。201110月,王强病危;3个月后,他挺过来了,笑着用手在妻子掌心写:“我又赚了。”2012982111分王强去世,年仅42岁。
  手抚着书的封面,孙卫芳在追忆丈夫。
  倾注了这对夫妻心血命脉的这本书,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发展史,系统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脉络,而且,拓宽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围。
  正是其丰赡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的实践价值,赢得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——这本书,顺利获得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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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贾老师,我还想写本书。如果我能活下去,我希望我们能合作;如果活不成,我希望你替我研究下去。”这是王强临终前发出的一则短信。
  遗言里提到的“贾老师”,是盐城师范学院老师贾后明。看到短信,贾后明泣不成声。
 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,是王强魂牵梦萦的追求。
  “研究马克思主义,也笃信马克思主义。我丈夫是个普通人,只是比一般人多了一份执着,对信仰的执着。”孙卫芳与王强,是徐州师范大学88级的同班同学。共同的人生理想,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。
  1992年大学毕业,当王强选择在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苏北执起教鞭时,孙卫芳也果断放弃家乡的优越职岗,随他来到盐城市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任教。20年的风风雨雨,夫妻俩相濡以沫不言苦累。
  记者在王强与孙卫芳的家里看到,书房俨然是一个小型图书馆,目之所及,皆是中共党史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,成百本上千本地整齐摆放着。平日下班后,夫妻俩大多窝在书房里看书。王强喜欢喝着茶,端坐在书房,潜心思考,常常物我两忘。
  “毫不夸张地说,我们平时在书房,谈的最多的就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。我觉得,这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”孙卫芳说。
  听过王强授课的学生,都为老师的笃信所感染。“在课堂上,老师兴之所至,常常背出提到的经典著作原文。这让我们折服。”王强的学生许冬梅说。
  自2008年住院以来,他以惊人的毅力在《中共党史研究》、《党的文献》等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17篇,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,完成著作《中国共产党“劳资两利”政策研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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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他从不图名利,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,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学习和传播,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出色的‘行者’与‘译者’。”成长春书记这样评价王强。
  即便是生病治疗的几年里,王强依然没有放弃教学。身体状况稍微好些,王强便会要求妻子送他去学校,指导学生写论文。2008年,学院申报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”这一省重点建设学科,当时学科组负责人并非王强,但是,组里任何一位老师都无法否认:“没有他,就没有这一学科的成功批复!”
  “师者风范树时代先锋,学者品格铸崇高楷模。”听闻王强病逝的消息,青海师大研究生部主任、博士生导师、教授曹广超,写下了这副挽联。
 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徐元宫,是在审稿时认识王强的,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,有时电话一通就是一两个小时。王强去世后,徐元宫挥泪写就悼念文章《你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香》:“王强先生的离去,给我留下了兰花的芬芳和刚毅!”
  王强,在他短暂的42年人生里,虔诚地付出智慧青春。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也没有轻言放弃。在生命的最后时间,这位“70后”教授勇士般地与生命道别,而与他的信仰紧紧握手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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